免太少，举总统亦不如是草草。其他还有蒙古能否算作省之类的具体问题。

会议最终议定国民会议产生方法四条：

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成，每省为一处，内外蒙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

二、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到会代表不及三人之处，仍有投三票之权。

三、开会日期，各处代表四分之三到会，即可开议。

四、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代表，由南方发电召集；

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民国**电知该省谘议局；内外蒙古及西藏，由两方分电召集

接下来，南北的代表讨论的差不多都是召开国民大会的相关事宜。

既然是开会决定，理论上说就有二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可能是共和体制，一个可能是君主立宪体制。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做出的决定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无所谓。

实行“共和”体制，他当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当他的内阁总.理，而且是朝廷已尽在他掌握中的内阁总.理。所谓“旱涝保守”，稳操胜卷。

但是，对于南方民军方，他们恐怕只能接受一种结果，就是“共和”体制。

如果决议的是“君主立宪”，那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接受这个条件几乎是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个人意见。

当时的南方民军，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实际上是各省各行其是。

能够有一定号召力的，当属黄兴。

二十九日的和谈会议前夕，唐绍仪专门拜访了黄兴，并提出自己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想法，征求黄兴意见。

可是在会议期间提及此事时，并未说明黄兴作何反应。

据十二月三十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致内田外务大臣电，二十九日唐绍仪密电称：“昨日与黄兴会晤，进行简短交谈，以探索其意向所在。

“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似已毫无折冲余地。此次会晤虽系个人交谈，但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所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务希尽速筹拟方策，来电示知。”

由此可见，黄兴并没有同意唐绍仪的建议，至少并未就此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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