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

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苛刻。

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指着其提交的文件，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

待日使走后，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

陆徵祥回国后，知道事情紧急，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见陆徵祥到，长舒了一口气，随即送走徐世昌，邀陆徵祥密谈。

见陆徵祥把日方的文书仔细读一遍后，袁世凯对陆徵祥说：

“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按袁世凯的要求，在他下榻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商谈。

陆徵祥先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

文件这些人都看过了，孙宝琦首先发言：“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

接下来，几个人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

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在袁政。府无力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条件下，这是大家不敢想的事。。

孙宝琦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

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

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商谈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见袁世凯，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孙宝琦退出后，袁世凯又召见陆徵祥，对陆徵祥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

陆徵祥沉吟了一下，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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