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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他转告袁世凯：“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

“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

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这时，欧张正打得胜负难分。中国虽然和协约国走得很近，但毕竟没正式加入协约国。再者说，谁会为了一个任人都可欺负的中国，而得罪军事强大的日本？

英、美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当日本的说客，实在是没什么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日本所以这样的有持无恐。就是摸透了英、美等国的心理。

很多人说：这时的袁世凯正坐着当皇帝的梦，他像所有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一样，总是把“攘内”当做最大要务。他要全力对付的是国民党和所有反袁势力，哪有心思抵抗日本。

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正好可以借坡下驴。

也有人说：但凡有别的选择，试问谁愿意签这个约，当万夫所指的卖国贼呢？

还有人说：当时民国实在太穷了，不得不曲意向日本屈服，不可能像段祺瑞所说的那样，与日本决一死战。袁世凯一方面假意答应日本人，一方面将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致使国际舆论哗然。最终，日本人强迫中国成为保护国的计划不了了之，只能以《民四条约》作为代替。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这个历史事件究当如何去看呢？笔者认为，无论对袁世凯其人是好还是恶，历史事件还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无论如何，反正最后的结果是：袁世凯在五月八日下午八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

会议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开始的意见用长文答复，叙述一下谈判过程、发生的争论和进行过的修订，可能是后来觉得，怎么说都是很丢人的事，不如干脆改为简短的复文。

当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外交部和日参赞不幡酉吉在电话中争论甚久。日本方面要求袁**把中国的复文底稿，提早透露给日使阅看。

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持复文底稿至日使馆，给不久前坠马受伤的日置益公使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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