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

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

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

他认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

为了统一北洋系的意见，四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才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

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

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

陆荣廷前段时间到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各方的恶斗.好不容易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

他还没搞明白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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