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部分**官僚却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国家的供养，一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为个人和家族谋求最大的好处，造成了社会矛盾重生，这些都成了滋生社会动荡的土壤。

而毛子采取的对策呢？除了以武力相威胁，你觉得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就拿波栏来说吧，80年代初，因为粮食和肉类价格飞涨，“团结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开始之后，苏俄随即发表声明，公开干涉波栏国家内部事务，声称波栏国内的“反苏主义已达到危险的边缘”，要求其政府当局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团结工会”。时任国家领导人雅鲁泽斯基去见勃列日涅夫时，就曾说过这是“去听训斥的”， 苏俄驻华沙大使阿里斯托夫几乎每天都要与雅鲁泽尔斯基见面“制导其工作”，被波栏人称之为“总督”。对于阿里斯托夫的频繁约见，雅鲁泽尔斯基当然是很反感的，以至于公开对别人抱怨道：“我已经受不了啦。”

与此同时，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也经常率华约组织的高级参谋面见雅鲁泽尔斯基，不见还不行，而对于波栏当局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库利科夫也根本没放在眼里，就拿1981年来举例，他与雅鲁泽尔斯基会面达22次，雅鲁泽尔斯基曾不满地表示：“那一年，我同库利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我同妻子和女儿家庭团聚的时间”。

苏俄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断对波栏政府施压，非但没帮助其解决内部问题，反而促使更多人产生了逆反心理，越来越多的加入了“团结工会”或成为该组织的同情者，导致其势力越来越大。这让波栏领导人也陷入两难境地：既怕苏俄入侵，重演当年的“匈芽利十月事件”或“布拉格之春”，自己成为下一个纳吉·伊姆雷、杜布切克，又怕被“团结工会”夺走国家权利，左右摇摆之间，波栏终于错过了解决“团结工会”问题的最佳时机。

但从内心来说，波栏当时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更怕的还是苏俄，因为他曾经说：“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俄的干涉。”

由此也可知，毛子给东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深。

正是在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势下，波栏当局放任了“团结工会”的发展，而莱赫·瓦文萨这个木匠的儿子、仅受过小学和职业学校教育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政治投机者，通过组建“团结工会”、领导罢工而一步步登上了波栏的政治舞台，并成为了西方势力青睐和着力拉拢、培养的对象。

1981年，莱赫·瓦文萨被米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198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他被授予米国“费城自由勋章”。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成色如何。

本书的睿智读者们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才是基础，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

而在此时的波栏，这一点也表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罢工运动之所以能开展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