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得很开。老大将他的顾虑和看法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我，我们到底立场相近，对公司的未来以及拆分重组后的前景都很悲观。他选择在这时离场，位置光鲜，议价能力也最强，是该祝福的事。

我对于是否要跟他走尚在犹豫，可老大似乎笃定了我会留下似的，又给予我大量建议，并叮嘱说，随时欢迎我去找他聊聊。

因为气氛正好，集团与公司之间的矛盾，我也挑明了向他询问。按说他是公司的老人了，但知道得也不比我更多，只是听说集团主席与我们大老板，近年来确实略有龃龉，对于把新市场的拓展重心放在巴西还是国内，有些观念之争。

在这方面，有一线工作经验的人肯定都同意大老板的判断。国内北有豺狼，杭州世居猛虎，上海还异军突起了蚁群般蚕食下沉市场的新贵，连雨林公司那样的全球霸主都占不到便宜的市场，我们在国内根基尚且薄弱，实在不宜冒进。钱扔到水里，容易，我们集团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了；可要是只听了个响……怎么跟股东交代？

股东只会想“断腕”。

新加坡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多种族社会，华人为主，奉行高效、中立之道，在外交上，是小国的典范。然而经济层面，“外”得很严重：具体到互联网领域，人们能说得出名字的企业，要么背后是国内的资本，要么创始人干脆就是国内出身，经由SM2一类的项目来到这儿，并基于种种考虑，选择了深耕于此。

我们公司就不说了，背靠集团，集团后边儿又是千丝万缕的，扒到最后总能看见某南方巨头的身影，几年前该巨头占股就超过百分之三十。至于隔壁公司，基本就是“某司驻东南亚前哨站”，连CEO都曾从国内空降。可惜那边办公室斗争更为激烈，统共待了不到一年，人就又回去了。

人家本土市场都不够分，开荒开到东南亚来，你还想杀进去？

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集团主席早已成为亿万富豪，而我还在打工吧。

我给资本家打了个电话。

“下班啦？”潘德小姐语气有些轻快，“我在金沙酒店，今天和客户的晚餐结束得很早，但我几乎什么也没吃。你在公司吗？”

“我在家。”我不自觉多了点儿笑意，“听起来你的周五有了个完美的收尾。”

她温柔极了：“不可以打听哦，姚。我们定了规矩。”

“我真嫉妒。”我说，“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遵守规则，而什么时候不遵守，我却只有一种单调的立场。”

她轻轻笑起来，转而道：“我有什么能为你服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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