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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原因之下，赵煦这个还没有独揽大权的皇帝，表现出来的举止，似乎预示着旧党的改造皇帝的目的已经成功了。但再接再厉，在关键时刻，还是不能掉链子。一切都要等到赵煦亲政之后才能看出端倪。

当然，这些压力都落在程颐身上。

相比苏轼给官家上课，教授诗文一类的雅趣。

程颐的责任就重大了许多，他不仅仅要将官家的性格塑造成持重老成的夫子性格，还要对官家接触新党思潮严防死守。可以说，官家是在程颐的眼皮子底下，被监视着成长起来的倒霉皇帝。他要是普通人，也就罢了，性子弱一点的很可能被程颐得逞了。

可是赵煦是皇帝啊！

他是一言九鼎，富有四海的皇帝，被如此压抑的成长，等到成年之后能不反叛？

旧党以为妥了。

而王安石为了变法，甚至说出了——祖宗之法皆可废。能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旧党认为官家以后自然会避变法派为蛇蝎一样厌恶。

如今旧党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压变法派大佬，将其一个个都发配来发配去，反正不能让他们闲着。

苏轼的情况很微妙，他不是变法派，更不是守旧派。按理来说，他应该是骑墙派。正好夹在两拨人中间骑在墙头上，俯瞰底下两拨人你来我往，打的好不热闹。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骑在墙头不说话也就没人会注意到他。可偏偏他总是看不顺眼，不仅看不顺眼，还长了一张损人不留情面的嘴。

骂完了新党。

骂旧党。

或者干脆两帮人一起骂。

于是两帮人也不掐架了，纷纷从地上捡砖头砸他。

苏轼也是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世态炎凉，被砸的满头包。不过有一点，别人永远也比不上苏轼，那就是心态。他总是能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找到某种让他灵魂得到安宁的办法，并陷入其中一发不可收拾。可是，当苏轼和变法派走的太近，恐怕旧党也不能装看不见。打压贬谪肯定会到来，可是苏轼面对这些，竟然满不在乎。

贬谪？

再大的场面他也见过，有什么呀！

或许别人对这种气质不太理解，但李逵却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将自己培养成为拥有罐子般的气质。

罐子可以是瓷器，也可以是陶器，身份普通也不金贵。磕了碰了还能用，破罐子也勉强使用下去。不管不顾的天性，可以让人活的很轻松。

苏轼正是如此，才会在手中根本就没有钱的前提下，告诉章授，去给蔡卞写信，让他发粮食，有多少他都要了。

李逵很惊奇于苏轼的底气，而苏过却在一边装傻。没办法不装傻，家里有多少钱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