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王们在洪武时期具有极大的权利，尤其是军权。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亲王护卫，每个王府都有护卫都指挥使司，编制规模较之普通卫所，有过之而无不及。亲王若委任到地方，基本上是军政一把抓，充当方面主帅。

靖难后，明成祖朱棣着手大规模削藩，以解除藩王军事权利为核心，诸王权利一落千丈。虽然他在位时尚有许多藩王依然保留有王府护卫，但随着后来告发藩王案件的不断增加，皇帝们还是逐渐加紧了对兵权的控制，到了明宣宗朱瞻基任内，通过征调王府护卫、恢复府军卫所、着力削弱楚秦等强藩之类的手段，彻底收回了各地藩王的兵权，使他们都不再拥有独立的武装。王府内属官，也从一开始的武多文少上升到了文官占据压倒性的数量优势。

有明一代，虽对分封各地藩王的忌惮显而易见，但历代君主囿于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并没有最终决心消灭这个阶层。藩王们就像是笼中鸟，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无法飞出笼子一寸。

实质上，这些藩王除了行动受限，并在军政方面没有发言权外，能干的事也为数不少。对于宗室内的礼仪、秩序他们都很有发言权，甚至能够干预到太子的选立、新皇的登基事宜。同时，他们也有权利对本地区的军情、政事进行评论，直接上奏皇帝，甚至有时连奏请官员任用、为官员请功进爵这样的事也能掺一脚。

至于财政方面，那可算作是藩王们最有用武之地的范围。他们通过继承、接管、购买或接受馈赠乃至强占等方式大肆扩张名下田地，这个数目是惊人的。比如河南福王，庄田二万顷，地跨河南、湖广、山东三省；长沙吉王在湖广有地七八十万亩，占长沙、善化两县耕地总额的十之四五。连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这种级别的末枝远亲，也少说占有以千顷计的膏腴土地。最直观的表达来于清初汪价所言“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府”——即河南近半耕地都在藩王名下。

藩王们既有资本，便开始抬高地租，并与地方官勾结，压榨百姓，“日事敲补，从为取盗，百姓鬻妻卖子，赔苦不前，鸟散鼠窜，相率逃亡，木楼、苌村一带，空无人烟矣”。除此外，他们兼营商业，任意哄抬物价，尤其是福、潞、德等强藩，取得了食盐专卖的权利以及运河沿线的漕运周转，更是素无忌惮，疯狂牟利，获益亿数。比起这些“珠玉货赂山积”、“拥赀数百万”的各地藩王们，整日价叫穷的中央朝廷显得狼狈而又可笑。

不过，在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后，不少藩王也没有一味骄奢淫‘逸。无论是出于自保的考虑还是本心向善，也有好些个藩王主动拿出资产赈灾、助饷、献助或是自辞宗禄。也正是因为有着较多的前例，孙传庭才会对陕西这些财大气粗的王爷们寄予厚望。

只可惜，瑞王的悭吝还是出乎了郭、路二人的预想。在见识过瑞藩府里穷奢极欲、无数徒附后，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瑞王的这区区几百两银子怎么拿得出手。

对方毕竟是藩王，还是现今“四亲藩”之一，他俩仅仅八九品的地方小官，人前哪敢多说什么，只能在背后嚼嚼舌根，计划着回去该如何向严苛的军门大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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