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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对于整编这事，常国安及王光恩等人并未强烈抵触。原因一是形格势禁，面对赵营的不断施压，仰人鼻息的诸营再三权衡后不得不退让。双方筹码并不对等，纵然张牙舞爪也于事无补。原因二则因事实摆在那里，不接受赵营的招降，就得承担战败流窜的后果。诸营无一不缺粮，早前只因连战连胜，有缴获为继，才滚雪球般越发壮大。一旦钱粮困顿，缩编对于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没有赵营，诸营审时度势，也会暂时削减兵力。说到底，满足军中铁杆中坚才是刚需，有中坚力量在，待到丰年，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胀。无论常国安还是王光恩等部，剔除杂余，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无一能超过千人——罗汝才以三千铁骑即能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寇，更何况他们。赵营并没有强迫诸营放弃老本主力，八千汰兵看似多，皮毛而已，远算不上伤筋动骨。获取官身对大多数流寇而言诱惑巨大，尤其在作战环境险恶的当下。有常国安作表率，只要赵营的封官许愿到位，阻力没有想象中的大。这件事，交给徐珲全权负责。

第二件事，安排枣阳县临时的领导班子。

因曹营入城，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明清衙门中职务，分官、僚、吏。官为正职，僚为副职，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称“品官”。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无品级、“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即便吏员也有考评、升迁、罢黜制度，但涉及官僚机制、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想转吏为官，难度相当大。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一时便“朝野哗然，舆论纷纷”，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正印官”为由大肆抨击。

然而，有道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僚虽然手握大权，可地方政务的运转实质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官衔的“役夫”与“胥吏”。役夫是本地按照税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员，多充更夫、捕快、狱卒等劳逸，地位犹低。胥吏好些，大多是谋不得出身的读书人，行“刀笔之能”，故又称“刀笔吏”。且若一人曾出为胥吏，则此人就会被永远剥夺进士科考核的资格，入仕为官的路算被彻底卡死了，是以又有“一日为吏终身为吏”的说法。胥吏基本雇本地有经验者充任，很多岗位缺少后继，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业业者，少数重要岗位由官员随行带来的幕僚充任。枣阳县各衙门官僚死绝，无一幸免，吏员则七七八八活下来大部分。这是一桩好处，意味着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位上安上人，整个县的中枢依然可以一如既往，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县中官僚职级虽不大，好歹都是朝廷命官，有朝纲律法为强背书，赵营摆布他们，操作空间和弹性无疑小了许多。但胥吏就大为不同了，根基浅薄，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赵营的势力镇在那里，威逼利诱的后顾之忧几乎可忽略不计。

枣阳县素由知县、典吏主事，说得更确切些，乃是曾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这样更好办，派一个顶替褚犀地的位置，接盘过来就行了。这个人选赵当世认为没有比覃奇功更合适的了。较之起赵营中其他文武，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时曾有过政治经历，广涉政军，可谓“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人才。遍观赵营上下，综合素质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把枣阳暂时交给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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