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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以这种方式激励承包人，甚至都用不着跟他定经济增长指标，承包人自己就会努力提高增长率。”关云天对这种方式作了肯定。

“关总，我提一种极端状况，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但在讨论承包合同细节时，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要是遇到了，也好避免唐突。”大光道。

“好啊，只要想到了，就应该说出来，咱们讨论承包合同，不就是为了未雨绸缪，堵塞漏洞嘛，你说吧。”

“假设，我是说假设，滨河公园现在每年的净利润是五百万，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年终应该分给承包人一百万，要是他把利润留下一百万，只上缴四百万，公司按照比例再返给他八十万，承包人岂不占了大便宜？这种情况应该如何避免？”大光道。

“哼，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确实应该想办法避免。这样看来，在承包合同中，还是要体现出甲方对经济指标增长的硬性要求。”关云天道。

“对，只要在承包合同中有明确的增长要求，大光提到的那种极端情况就能得到避免。在头一年利润额度的基础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他就不敢把应该上缴的利润私自留下来了。”

“还有一个主要问题，除了在经济指标上对承包人有要求，公园的设备维修归谁负责？如果由承包方负责，会不会存在过度维修，恶意增加运营成本，而承包人从中拿回扣的问题？”关云天也是绞尽脑计，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尽量想出应对办法。

“关总提到的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而且可以说，只要维修归承包方负责，就绝对无法避免。”大光道。

“要想杜绝或尽量避免出现过度维修，要么维修归甲方负责，要么维修由甲乙双方商定。归甲方负责，必然牵涉甲方精力，再说，我们这些人对公园那些设备基本不懂，真要完全归甲方负责，承包方可能还有意见，也许会说甲方耽误了设施的使用呢。”袁国刚认为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倒是可以避免过度维修，但会影响公园的工作效率，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承包方的不瞒。”

“大光所说承包方的不瞒，可以理解，但也不能为了迁就对方，就对明摆着的问题视而不见。记得有段时间，很多公知都在讨论公平和效率，有时候，为了公平，牺牲一点效率，也是值得的，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而置公平于不顾。任何事情都不能顾此失彼，就咱们讨论的这件事而言，承包方要求维修决策的高效率没有错，但要是为了他们的高效率而过度维修，大量增加滨河公园的运营成本，蚕食利润，对甲方就太不公平了！”关云天道。

“设备维修那就采取双方协商的办法，尽管我们都不是内行，只要甲方有人在场，承包方做事怎么也会收敛些。”大光道。

“我觉得只要决策时有甲方人员在场就可以了，平时根本不用管。你们是昌达物业公司的领导，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