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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在总赋税当中农业税比例远低于此前的汉唐和此后的明清，商业税为主的非农业税则占据着越来越高的比例。这往往被作为宋朝繁荣富庶、商业发达、农民负担轻的标志。

但事实正好相反，高额的商税比例，正说明出宋王朝统治的孱弱，以及对人民剥削的残酷。

花荣也到了这里好几年了，说实话，他并没有看出来大宋的工商业发达在哪里。只看到了官办经济的顶峰。

然而，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是由农业创造的，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粮食压力巨大、地缘相对封闭的古中国，这一规律绝不可能打破。宋王朝不可能违背历史规律而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其生产毋庸置疑仍是以农业为主。

萧嘉穗曾说：“宋朝庞大的商税收入，实是中央通过繁复的专卖制度，高度介入商业活动当中，与民争利。酒、茶叶、食盐这些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物资，由朝廷进行专卖，这反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空间，扼杀了民间商业的活力。”不过宋朝的重商主义，也可以说是官办经济的顶峰。

萧嘉穗还曾做过调查，结果就是：宋朝非农业税的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剥削程度和剥削范围的急剧增加。就说海贸吧，在海贸最兴盛的时期，各市舶司的关税合计也不过数百万贯，仅占朝廷收入的4%到5%。不可能通过海贸获得几千万的利益的。那不过是异想天开。

赵宋朝廷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这些专卖活动导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对宋朝商税的贡献就高达34-68%，这些税赋都转嫁到广大百姓身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成本，如宋代的盐价相当于后世明代的5倍以上。

不可否认，宋朝的风气是不讳言利，有一些鼓励商业的举措。宋朝少数大城市的高度繁华，无疑与重商政策的实行脱不开干系。

但总体上，宋王朝沉重的商税，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且大部分仍要转嫁到农民为主的底层人民身上。

而现在京东属于梁山的了，这些花荣已经认识到的弊端，肯定是要消除的。梁山这里最先的举措就是调控了京东地区的食盐价格，海盐的生意，梁山很早就开始做了。海外存货很多。

占领京东以后，食盐被大批量的运送到各州储备起来，所卖的上好海盐从赵宋朝廷定价的四十文下降到了二十文，再往下次等的食盐从八文到十八文不等。这一个举措就受到百姓们的爱戴欢迎。当然不止这一点，陆续的还有别的政策下达，改变也是要一点一点的来的。

梁山也做生意，飞天虎扈成一直就在做着这个事情。这次也是回到了山寨向花荣汇报收获情况。

“哥哥，这半年时间，小弟往返各国地方。去了高丽也去了辽国和金国。咱们的货物中玻璃制品，在高丽最受欢迎，用玻璃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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