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无情的镇压。

更有甚者，趁着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机，纠结了一帮穷兄弟，血洗有仇的上户人家。

而见识了下户暴动的可怕力量后，更期盼秩序的上户则主动寻求官府庇护。

这些人纷纷表示自己愿意积极配合新朝廷的社会改革，绝不给拖官老爷的后腿，只求早点恢复社会稳定，不要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经过同宋两军战争拉锯、归来人清查以及府州折氏分宗迁徙等大事件的涤荡，河东路巡抚使司治下诸州府的社会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甚至还超过了河北与京东两地。

这种形势下，放缓社会改革进程而盲目进军，就真是丢西瓜捡芝麻愚蠢行为。

太原府一战打出威名捞足战功的李逵是正乾皇帝的最忠实拥拓，最是清楚皇帝心中民事与军事的轻重缓急，自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扩大战果的请求。

由此，河东路方面同军重新调整部署，转入战后休整，集中整编战俘，并配合巡抚使司进行社会改革。

此战中，同军抓获了大几万的宋军战俘，按照同宋两国签署的协议，其中大部分非河东籍者都会被宋廷赎回。

明眼人都能看出同宋两国的国势强弱相差天壤，而这些亲身经历了大战的战俘更有体会。

于是，继滑州之战后，这次又出现了部分俘虏不愿回国的情况。

一些单身汉或家庭拖累不甚重的俘虏在战俘营中积极表现，只求能够得到看管人员青睐，以留在大同治下。

继续当兵吃粮也行，安排到苦寒北地修路种田也可。

总之，绝对老实服从安排，不提任何过分要求，只求归附大同。

这种情况徐泽早有预料，随着大同并吞天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归附。

同军不是奴隶贩子，也不缺这一点战争赔款。

而南民北迁和北民南迁，促进南北交流更是大同的既定战略。

因此，收到李逵的报告后，徐泽当即作出指示：

所有愿意留下的战俘尽皆收留，并将其登记造册，由朝廷出面，协调赵宋朝廷送这些人的家属北上。

结果，因为正乾皇帝的诏令，申请留下的战俘更多了。

而经济窘迫的赵宋朝廷能减少赎回战俘的开支，自然大喜过望；

战俘迁出地的官府能缓解人口压力，增加治下官田数量，也是积极配合。

多赢的结局，皆大欢喜——除了没有强兵而缺乏安全感的教主道君皇帝。

随着南北分治的时间持续，原本完整体的河东路渐渐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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