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差无多！

文帝太后薄氏、皇后窦氏的后陵，虽然没有达到吕后这么‘恐怖如斯’的地步，却也都规模宏伟，气势恢宏。

反观安陵的孝惠皇后陵，无论是大小规模，还是陪葬物品，都无法与正常的汉室后陵相媲美。

要知道安陵墓群内，就连鲁元公主的陵墓规格，都远大于张嫣！

再往后，就是历史上‘勤俭质朴’的带盐人，文帝刘恒了。

相传刘恒弥留之际，曾留有遗诏，交代其身死之后，由太子刘启承继大统，丧葬之事一切从简，坚决不允许大肆操办、宣扬，且不允许陪葬金、铜等贵金属制品。

虽然最终，景帝刘启顾忌孝道，还是将文帝的丧葬后事大肆操办，但随葬物什，却也遵从了刘恒的遗训。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入关中，包括刘邦长陵、孝惠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在内的帝陵都遭到了盗掘、破坏，唯有文帝刘恒的霸陵，让起义军不敢动起丝毫。

更有传言：起义军来到霸陵，看见文帝刘恒的衣冠迎风飘扬时，竟不敢再前进一步，只再三跪拜，掩面而退···

而与刘邦对帝陵‘气势宏伟’，孝惠刘盈‘仓促而掘’，文帝刘恒‘勤俭质朴’的个人风格相比，刘弘对自己帝陵的要求，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陵邑之上。

毕竟刘弘无论再怎么提倡节约，待刘弘死后，儿子还是得出于孝道，大肆操办丧葬之事，汉室‘厚葬之风’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亦或是一封‘先帝遗诏’就可改变。

而陵邑就不同了——将陵邑建成什么样，完全有刘弘自己做主！

在历史上，‘陵邑经济’并没有被汉室历代皇帝所重视，反倒是要修至皇帝死去的帝陵，让国家经济承受了巨大的负担。

可作为后世人，刘弘实在太清楚，类似‘陵邑’这种人工制造的经济热点，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用了。

就拿后世的北上广深来说，除了北京，有哪一个在明清时期，就属于繁华大都？

算起来，估计也就是临海的上海要好一些；明清时期的广州、深圳，和‘经济中心’几乎挨不上边。

即便不考虑这些，后世北京的房价，也足以让刘弘对陵邑提起足够的重视。

作为天子与皇后在死后长眠之所，汉帝陵的位置普遍不会距离长安太远。

高皇帝长陵，北距长安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则位于长陵以西数里，距长安同样不过三十余里。

文帝霸陵，位于长安城以东四十里处的霸水以东；景帝阳陵，位于长安城东北方向四十里处，泾水、渭水交汇组成的三角洲之上。

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猪爷将自己的帝陵选在了茂陵，才使得汉室帝陵与长安城的距离，第一次超过一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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