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问题是人类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涉及到物种的繁衍问题。性别问题也是人类的关键问题之一，直到现在的后工业时代，生男还是生女都是人们经常面临的问题。诺贝尔文学作家莫言的《蛙》中就非常深刻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其间特别提到了农民对生育男丁的执着，相当多的家庭甚至把生育儿子当成了一生最伟大最悲壮的“事业”，倾家荡产流落他乡也在所不惜。这与“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直接相关。实际是，这个重男轻女并非“封建”的产物，“封建社会”为此背了几千年的锅。重男轻女实际是男权社会的结果，由于男权社会中的最显著特征是男人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资源，人类社会的各种体系都由男人来掌握权力，而女人被“教育”成男人的附属，几千年的男权话语让绝大部分女人接受这一现实，并将之当作“真理”，不依附男人的女人反而成了“不正常”的女人。这批女性还被命名为“剩女”，一个极具蔑视感的“称号”。“剩女”修辞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结构“扭曲”或“异化”的重大表现之一，因为人类这一物种内部分成两大对立性别，而且一个完全压制了另一个，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这似乎是人类文明在性别方面的最大阴暗。更新最快的网

但是，只到这一步就够了吗？很明显，只是批判“异化”是不够的，我们要思考的是，男权社会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谁建立了一个如此庞大又稳固的男权体系？从“历史化”或“总体论”出发，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男人“反文明”或“反人道”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简单地说，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在发挥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起形成强大的“发展”或“进化”力量，是这种力量把男人推上了主导地位，产生这力量的原因就是父系社会的到来。别忘了父系社会之前是母系社会，在那个时代，男人是女人的附庸，而且持续了至少五万年，从这个意义讲，父系社会或男权社会的存在是“合理”的——和母系社会的存在一样“合理”。从人类的生存状态上看，父系社会的形成和父权体系的建构不是人为的，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造成的历史进程的巨大转折，即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发现，当时生产力方面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经济模式上由采集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而生产关系最关键的部分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模式的转变使男人的体力越来越重要，这直接导致了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因为采集经济需要的体力较小，女性更擅长搜寻分拣自然生长的植物类的“轻食物”的劳动，而男人由于生理原因和大脑结构而不擅于此种细微式的劳作，只能因为劳动成果的微不足道而成为女人的附属品，女人成为家庭的主导，氏族的族长是德高望重的老年妇女，子嗣和财产按母方血缘分割和继承，此时男人是群体“嫁给”另一群女人，称为群婚制下的“服役婚”，而且女人随时可以“休夫”，男人只能“敢怒不敢言”，因为他离了女人就没法生存——因为相对于男人们的狩猎女人们的采集才是当时最稳定的食物来源。历史的转折发生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长期的接触自然，人们慢慢地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规律，种植业由此产生，人类的生产逐渐从渔猎活动中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犁耕之类，劳动强度很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同时，制陶等手工业中工艺变得复杂，技术性强劳动强度大身强力壮又无生育和家务之累的男子成为主要承担者，这样男人取代了妇女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炊煮和生育儿女等家务劳动，之后需要力量的劳动越来越多，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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